公元一世纪前后的三种文明形态

公元一世纪前后的三种文明形态

　　 在公元1世纪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人类有三种文明形态逐渐孕育发展成型，那就是以希腊为代表的商业文明，以斯基泰、匈奴为代表的游牧文明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农耕文明。

　　 商业文明天生倚重交通运输，按照运输通道的不同，分为水系商业和陆路商业。希腊人和地中海东岸的腓基尼人利用优越的海洋区位，垄断了地中海和黑海沿岸的商业贸易。那时候航海技术还很落后，他们只能沿着海岸线发展航运，在所到之处建立商业殖民据点，形成了完备的贸易体系。后来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继承了这一贸易体系。中世纪之后，北欧的维京人沿着第聂伯河、伏尔加河、顿河等大河而下，开始季节性的抢掠与贸易，将黑东方绿洲与冰川延伸至欧洲内陆和里海周边。威尼斯人和阿拉伯人分别控制了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海洋贸易，阿拉伯人的足迹到了印度，还远至东南亚和中国沿海。14世纪以后，大明帝国、西班牙、葡萄牙开始创建全球性的航海商贸。再后来，就是荷兰、法国和英国等航海大国的崛起。

　　 而欧亚大陆的陆路贸易基本上控制在闪米特人、含米特人、波斯人以及丝绸之路沿线的游牧人群手中，他们做起了东西方转手贸易，赚取了巨额财富。

　　 当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实际上就是在争夺通往东方印度和中国的陆上贸易通道。公元4世纪之后，中亚的粟特人活跃在通往中国的商道上，沿路建立商队聚落据点，打造体系完东方绿洲与冰川络。中国王朝赋予他们社区自治权，授予他们首领“萨保”的官职，管理其内部事务。

　　 平原农业依赖于灌溉，更依赖于气候所赋予的水热条件。比如我国长江、黄河、辽河、珠江流域，土地宽阔，连片耕作，人口众多，村落密集。广博的生存空间使居住在这里的人民很早就有机会走向联合，建立国家。人民附着在土地上，国家按照地域设置行政区划进行管理，而庞大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所提供的赋税足以供养强大的国家机器。

　　 绿洲农业属于灌溉农业，依靠高山冰雪融水形成的内陆河流提供的水源，在荒漠中开垦耕植。我国的河西走廊，天山南北、塔里木盆地南缘，以及中亚锡尔河、阿姆河流域的农业都属于绿洲农业。绿洲农业受水源限制，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不会有大的突破，各个绿洲的实力基本均衡，加之地域分散，绿洲之间很难走向联合，只能建立力量弱小的绿洲城邦。

　　 山地农业的发展其实非常晚，我国山地农业始于唐朝后期，盛行于宋元明清。到明代，番薯和玉米传入，山地所产食物足够供养一定人口，百姓才开始大规模进山垦殖。徐光启在《东方绿洲与冰川》里详细撰述了山地梯田的修造方法。

　　 游牧文明除了我们印象中的大草原游牧之外，还有荒漠游牧、林地牧猎和山地游牧之别。

　　 大草原游牧分布在亚洲北部的蒙古高原上，这里水热条件不适合农作物生长，却是游牧人群的天堂。游牧人群逐水草而生，牧民们驱赶牛、马、羊，随季节变化转场在不同的草场之间，人民并不附着在固定的土地之上。他们的社会结构为部落、氏族、家族，各部落和氏族都有一个模糊的区域空间，有自己的名称、图腾和精神标志。如果某个部落实力强大，武力征服了其他部落，那么草原就会走向联合和统一，所有草原部落均承认征服者的部落名称为共同的名号。与农耕人群的“地域管辖”方式不同，游牧社会的治理方式是“人群管辖”的部落制和领有制。古代游牧人群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都属于大草原游牧形态。

　　 荒漠游牧主要集中在中亚和西亚的荒漠和半荒漠地区，依靠泉水和内陆河流形成的草场生存，主要以牧养骆驼为主，人口规模比较小。土库曼人和贝都因人多为这种生活方式。

　　 林地牧猎主要集中在北半球西风带上。这里降雨丰沛、森林密布、草原茂盛，林地牧猎人群就活动在森林与草原的交织地带，半牧半猎，驯养鹿与马。古代的丁零、黠戛斯、女真均属此类。

　　 山地游牧主要集中在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和帕米尔高原周边地区。这些山地虽然处于荒漠之中，但降雨量较多，利于草场发育。山地的气候和降雨是垂直分布的，海拔1000米至20米的山坡上是草场和林地，海拔3000米以上是高山草甸和荒漠，海拔00米以上是冰川。

　　 山地牧民跟草原牧民的生存方式大相径庭，他们主要活动在山前和山间草原上，根据季节变化随山势的高低垂直转场，平面活动空间并不算大，人口要比草原游牧更为集中，社会组织也比草原游牧部落更紧凑更严密。游牧人群有一个铁律，“进攻者必胜”，原因在于游牧人群没有常备军，牧民们闲时放牧、战时为兵，平时分散各处，集结和动员起来需要较长时间，进攻者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时机沉重打击对方。不过，山地游牧人群因为地域相对集中，军队集结和战争动员速度更快，因而更具攻击力。现在推测，月氏、乌孙属于此类人群。

　　 祁连山的山地牧业并不发达，它地处青藏高原的北缘，低于海拔3000米的山谷非常稀少，而海拔3000米之上的山地基本上都是高山荒漠和冰川，不能孕育草场。整个祁连山脉北侧，除了狭小的山丹牧场之外，再无适合游牧的空间，更别提让一个族群庞大的游牧人群依此生存了。所以，祁连山地历来是游牧文化的边缘而非中心。

　　 欧洲气候宜耕宜牧，游牧与农耕是同一人群内部不同成员的工作分工，这种分工甚至会深入到家族和家庭。所以，欧洲的游牧和农耕是同一文化形态之下的不同生产方式。

　　 而东亚却大不相同，东亚的游牧与农耕属于不同的人群，由此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东亚的游牧人群与农耕人群既互相依赖又互相对抗，正如匈奴与秦汉王朝一样。匈奴要从中原获取粮食、食盐、工具和其他生产生活用品，要么贸易，要么抢掠，而中原的秦汉王朝希望开疆拓土，占据所有适合农耕的土地，于是争夺生存空间的历史大剧时时都在上演，这是大草原游牧族群和大平原农耕族群之间的争斗，也是大草原游牧文化与大平原农耕文化之间相互对抗、相互竞争、相互学习、相互融合的过程。在长达200余年贯穿整个汉代的汉匈缠斗中，征战与湮灭、臣服与融合的轮回和悲喜时时上演。

　　 而同一时期，月氏逐渐征服我国西北地区的天山、阿尔泰山、河西走廊的羌、戎、狄各部游牧人群，走向强盛，最强大时疆域可能囊括东至河套、贺兰山、六盘山，西至天山西段，南至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北至阿尔泰山、蒙古高原西端的广袤地区。

　　 月氏作为游牧人群，当然也依赖农耕人群，只是他们所依赖的是绿洲农耕人群而非平原农耕人群。由于绿洲的脆弱性和分散性，月氏与绿洲城邦的关系不是对抗和竞争，而是征服、驾驭与控制。这其实也是历史上山地游牧文化与绿洲农耕文化之间长期存在的关系。月氏控制绿洲城邦后，采用的仍然是游牧人群的治理方式，并没有设置严密的行政体系，月氏王庭与绿洲城邦之间是领有关系，这有点像中原王朝对游牧部落实施的羁縻政策。

　　 有的学者认为月氏人是古羌人，有的学者认为月氏人是印欧人，有的学者认为月氏人是黄种人，有的学者认为月氏人是白种人，这不但说明了月氏的复杂性，其实也说明了月氏本身就是种族和文化融合的结果。和众多的游牧人群一样，当月氏以一个政权的名称出现的时候，它并非一个单一种族人群的“国家”，而是一个多种族与多文化交融的集团，月氏人也并非单一的族群的称谓，而是一个多源人群综合体。

　　 从王建新他们在东天山发掘的器物上，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原和华夏文化的源流和基因，而且这种文化的影响是深刻的、普遍的。研究中原周边游牧文化从古至今的历史，我们会时刻感受到华夏文化的强大塑造力，也可以感受到周边游牧人群对中原文化的向往和崇尚。

　　 天下何其之广，月氏为何要以东天山为中枢？答案就在丝绸之路和东天山脚下的绿洲。东天山扼守丝绸之路咽喉，占据此处，就像希腊人占据了地中海与黑海之间的黄金水道博斯普鲁斯海峡。月氏人据守东天山，从过境贸易和转手贸易中获取了巨额财富，富强了数百年，而东天山周边分布着的众多肥沃的绿洲上出产的粮食也为月氏提供了充沛的给养。

　　 月氏人迁徙到中亚巴克特里亚之后，又扼守丝绸之路上的另一个咽喉-k22中亚至南亚、中亚至波斯的黄金商道，继续控制当地绿洲城邦，过着富足而骄奢的生活。

　　 历史的轮廓已经勾勒完成，细节却需要进一步填充。“大范围调查”已经结束，下一步应该是“小区域发掘”了，巴里坤县城以东不到30公里的东黑沟遗址就是王建新的理想之地。